上海6成孩子6岁前上培训班 年均花费178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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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5天扎帐篷、深夜排队“喂蚊子”、园长被逼关手机……哈尔滨一组家长扎帐篷排队等待入园的图片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专家指出,学前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是“刚性需求”,“入园难”亟须通过综合手段来缓解。

近日,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发布《上海幼儿早期教育(0-6岁)状况调查》报告,近6成的沪上0-6岁孩子已参加各类培训,其中4-6岁上早教比例已超7成。孩子每周上课超2小时,家庭投入在培训课程上的平均年花费为17832元。而过度营销、退钱难、霸王条款等,已是培训机构的几大乱象。

正值2017年暑期,大批“小候鸟”陆续抵京,与家人团聚过暑假。图为从北京西站出站口走出的两个“小候鸟”。从铁路部门获悉,2017年铁路暑运从7月1日至8月31日,共62天。暑运期间,北京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5950万人次,同比增加207.2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96万人次,增长3.6%。视觉中国供图

图片 52017年6月2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等待报名的家长支起帐篷排队。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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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岁孩子超七成参加培训班

出了北京南四环,再往南走上一段,楼变少、变矮,天空就显得分外大。远远望去,原本瘦弱的李雨蒙便更显瘦小。

“只能扩大班级规模了”

数据显示,上海家长对于早期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57.1%表示为孩子报名了早教课程。其中,0-3岁孩子中有39.9%已开始上课,4-6岁则有73.5%已参加培训班,可见超七成家长不满足于幼儿园的教育内容,热衷于早教课程。

15岁的她在河南省周口市某县城中学读初二,这是她在北京度过的第八个暑假,只不过这个暑假分外忙碌。早上7点左右,李雨蒙给弟弟做好早饭,便得赶往农贸批发市场,帮父母打点蔬菜生意,这也不太难——装包、收钱,练习了半个多月的李雨蒙动作已很熟练。

其实提前多日排队入园的现象也在多地上演。记者了解到,一所公立幼儿园原定于7月1日开始招生,但6月30日凌晨开始便有20多位家长在门口排队,为的是“尽早给孩子报上名”。

在这些家庭中,有59.3%至少报名了2门课程,63.2%的孩子每周参加课程时间为1-2个小时。通过数据分析,每个参加早教课程的孩子平均要上2门课程,每周上课的时间超2小时。对部分学龄前儿童来说,已存在一定的“学业压力”了。

天亮之前,那是整个批发市场最热闹的时候,灯光下的人流匆匆,面包车、三轮车、电动车等各式车辆在排排装菜的大卡车间走走停停,问价砍价的声音混杂着不同口音,似乎淹没了其他所有的声响。而白天的客流则稀落得多,对此李雨蒙甚至有些窃喜,这样她就会有不少闲暇,玩手机,偶尔和爸妈说上一两句闲话。

该幼儿园工作人员介绍,去年家长一般会在凌晨四五点钟开始排队,等到七点钟左右,再由另一位家长把孩子送过来。“但今年家长来得比去年更早了,整整喂了一宿蚊子。”

在培训类型方面,选择美术、跳舞、乐器、书法等艺术类课程的比例最高,为47.3%。亲子游戏类以及学科类分别占46.5%和43.4%。值得注意的是,0-3岁参加早教的孩子中,有41.6%上的是拼音、英文、奥数等学科类早教课程。但相关研究表明,该年龄段孩子的教育重点应是身体和感官的发展,均衡发展动作能力、培养创造力,过早学习拼音、写字、算术等,反而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天色暗下来,李雨蒙先回家,给爸妈和弟弟准备好晚饭……而新的一天依然重复着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这样的暑假有些单调、有些累,她有时也耍下小脾气,抱怨两句,但下个暑假她还是愿意来这里,毕竟“爸妈在啊”。

据了解,该幼儿园今年计划招生240人,在目前报名的孩子中,符合条件的已有278人。被问及该如何应对时,幼儿园工作人员表示“只能扩大班级规模了”。
而在这所按照标准容量不得超过720人的幼儿园,实际在园幼儿数已经超800人。

平均每个家庭年花费17832元

对于李雨蒙这样处于留守状态的农村孩子,每年的暑假像是个被延长的节日,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或者说,因为爸妈在身边,这时候的他们才更像是个孩子。在暑假里,在城市的菜摊边、家具城里、家电安装车上……处处有小候鸟的身影。

超出标准班额的幼儿园不只这一家,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些幼儿园在不能增加班级数量的情况下,增加班级人数。

对于参与早教的上海家庭来说,课程花费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平均每个家庭年花费约为17832元,平均年花费约占父母年收入的11.9%。然而,从课程效果来看,39.8%的家长表示“不明显”,24.9%的家长表示说“不清楚”,这两类家长在早教上的花费每年多数超过15000元。

泥土里的“大学梦”

“关系户”也让幼儿园头疼。在“入园前夕”的关口,记者此前接触过的多位幼儿园园长的手机都处于关机状态。“入园难,想通过关系进来的孩子很多。关系都很硬,照顾谁都不是,只能通过关机逃避一段时间。”

对于“早教热”形成的原因,有51.1%的被访家长认为早期教育是开发智力,也有40.4%的家长认为“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此外,有26.8%的被访家长认为报班是出于升学择校需要。

而平日里,孙阳阳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城里“挤破头”,农村“没人留”

调查对采集到的早教机构常用广告宣传语也进行了词云分析,发现“精英”、“领袖”、“天才”、“赢在起点”等词是早教机构宣传时常用的高频词汇,体现出强烈的功利色彩。

做家务、干农活已不在话下,如今的她还成了“理财小能手”,比如对于她与弟弟每个月约1000元的生活费,如何花得少又能过得不那么委屈,她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以致月月还能有结余,对此她很骄傲,她总强调“我都18岁了”。

“入园难”并不是大城市的“专利”。黑龙江省密山市是一个县级市,密山市实验幼儿园是当地唯一一所省级示范幼儿园,其入园指标也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该园园长武翠说,幼儿园现有500多名孩子,已处于超额状态。

早教仍应以父母为主体

“但你不觉得长大很残忍吗?”孙阳阳又问记者。在她这个年纪,她的一位同村同岁好友已是一对双胞胎的妈妈,比她大一岁的表哥已在外打工了6年,而长得还可以的她早已成村中媒婆们争抢的“香饽饽”,尽管她高中还没念完。

据武翠介绍,相较于当地民办幼儿园,公办园在硬件条件、师资水平、安全保障等方面均有一定优势。“省级示范性幼儿园的入园收费标准本是每月780元,但我们综合考量后只收480元,因此在费用上也有优势。”

据上海爱早教网站数据显示,目前本市约有731个早教品牌、2357家早教机构。报告指出,其中大部分早教机构是以咨询公司等名义从事早教业务的机构,只需工商注册即可,准入门槛较低,教育质量参差不齐,随之而来的售后维权等问题也较多。

“可村里都是这样,学习不好的女孩子就早早订了婆家,一般订亲后第二年就会结婚生孩子……”孙阳阳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她还在努力与之划清界限,她想“考上大学,去看看姐姐所说的大学是什么样儿”。在她眼里,她姐姐就是她的奋斗目标,也是她所在的村子里至今唯一一位考上名校的大学生。

与城市幼儿园的“火爆”相比,在一些农村地区,幼儿园招生困难、入园率不高的现象突出,一冷一热反差明显。

有39.8%的家长表示,早教机构存在过度营销、盯人销售,有28.1%的家长遇到“退钱难”的问题,有18.0%的家长曾遭遇“捆绑销售”、“霸王条款”等。此外,还有6.3%的家长曾遭遇机构无征兆关门,学费“打水漂”。而在售后维权方面,42.2%的被访家长曾有过投诉或抱怨经历。其中约6成得到培训机构妥善处理,近4成投诉无果,难以成功维权。

考上大学,何尝不是李雨蒙的目标。

黑龙江省密山市兴凯湖乡中心幼儿园是当地一所农村幼儿园。记者在园里看到,三层的教学楼精致漂亮。但园长孙秀芳告诉记者,这么大个教学楼,却只用了两层。“幼儿园的设计承载幼儿能力是300名,但目前只有80多个孩子。这还是农忙时的数字,农闲时在校人数更少。”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幼儿园生源越来越少,许多家长将孩子送到县城的幼儿园去上学,县城好一点的幼儿园人满为患。

调查指出,部分家长对早教的认知有误区。最有效的早教,仍应以父母为主体、家庭教育为主要形式,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为终身教育奠定基础。早期教育并不等于超前教育,不能只注重认字、背诗、阅读、学特长等智力开发活动,应更多培养孩子的兴趣和行为习惯,注重人格教育,增强学习能力、生存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孩子的教育是一项渐进、阶段性的长期工程,过分在意“起跑线”上的较量,只会透支兴趣和信心。此外,政府部门对于无资质的机构应进行严厉查处,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然而,李雨蒙决定新学期转到乡中学念书,而那里一般是“那些考不上县中学的差学生才去的地方”。

另外,一些高端私立幼儿园,以小班容量、国际班、“蒙氏班”等特色教育为优势,入园费用相对较高,较少出现“入园难”情况。

“你确定你要转到乡上念初三?”据李雨蒙说,乡中学的一位老师反复问她。

优质教育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

“嗯,确定。”李雨蒙也反复确认,她说,那个县城中学是很多人“托关系”“烧钱”才能进得去,更何况她所在的班还是“重点实验班”,但自己“实在跟不上进度,老师讲得太快”。

公办与民办、城市与乡村、高端与普通……有关幼儿园的多对关键词描述了当前幼儿教育资源的现状。业内专家认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因供给结构导致的“入园难”现象或将更为突出。

在班上,送礼的学生无疑能让班主任高看几眼、厚待几分。对于不送礼的学生,比如李雨蒙,班主任或不闻不问,或“狠劲儿批评”,所以李雨蒙讨厌这位老师,“我家没那么多钱,又能怎么办呢?”
而转到乡中学去考上好高中的几率大打折扣,她的“大学梦”也更模糊不清,“就尽力吧”。

南开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认为,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长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质量,相关优质资源也显得越来越紧缺。

孙阳阳只知道她明年要参加高考,她的英语还没学好,数学也让她头疼,平时在学校还能向老师和同学请教,但暑期只能自己“死磕”。毕竟她爸妈还没她“学历”高,而他们务工所在的天津城郊也难以找到合适的补习班。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入园难”折射出了当前我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仍然不足的现状。“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要发展学前教育,鼓励普惠性幼儿园,这就需要社会各界更加重视基础公共教育,相关部门需加大投入。”

她无法想象,在距离她约50公里的天津市、100公里左右的北京市,那里的孩子如何在暑假“充电”学习。但她知道的是,她来自县城的同学在朋友圈晒了正在游学的图文。“游学”是什么意思?她喃喃地问。不过在县城读完初中又念了高中,她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差距,也明白了那个简单的道理——“人比人,气死人”。

熊丙奇分析,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投入比重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要补齐历史欠债,步伐仍不能停。熊丙奇建议,公办幼儿园数量仍需进一步增加,同时也应加大对民办及农村幼儿园的扶持力度,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均等化。

“人穷只能靠自己,尽自己最大努力呗。”孙阳阳说,以一副“小大人”的口吻,但懵懵懂懂的她哪里真正懂得“大人”世界中的艰辛与残忍。

努力,又无力的父母

“有钱什么都行,没钱什么都不行。”
孙阳阳的父亲孙山仿佛把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看透了一般。

孙山是有过些钱、过过殷实日子的。但5年前做生意赔了,不仅把多年积蓄都搭了进去,还欠了一屁股债,这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亲戚一度躲瘟疫般躲着他,他甚至因此憋出一身病来。

这期间,他的大女儿恰巧大学毕业,早早找好了工作补贴家用,这让他觉得“像种了一季的小麦,终于到了丰收的季节”。

他细算了一笔账,供大女儿上完大学至少花了30万元,虽然他大女儿从未上过补习班,从初中到高中因成绩不错,学费、住宿费全免。

但他觉得花再多钱都值得,“那些让孩子去打工的都只看眼前,打不动工了还不得回来种地?上了大学就彻底不用做老农民了”。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向别人嚷:“你家有钱有啥了不起?你家有名牌大学生吗?”村里人笑他:“你家有大学生了,你家还有钱吗?”

孙山曾想过把家里的孩子都培养成大学生,哪个孩子若说不想上学,不是被劈头盖脸骂一顿,就是跪在砖上被打一顿,或关禁闭。但如今,他觉得实现这一“宏愿”越发吃力,一是因为“老了,挣不动钱了,把债还完了算不错了”;二是他发现后几个孩子的成绩不够拔尖。

但像孙山这样读过几天书,还能把孩子培养成重点大学学生的农民工并不多。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占9.4%。在北京做水果生意的杨树珍,则属于从未上过学的那一拨儿。

杨树珍来自河北农村,20岁便嫁给了同村的男人,不认识字。而两年前决定出来打工,是因为家里外债累累,“外面的钱好挣,有时一天能挣四五百元”,而且男人一个人在外面总归不放心。

至于儿子宋鑫的功课,她不是很懂,只能根据孩子在班级的排名来判断其学习进步与否。只要孩子在看书,杨树珍就高兴,如果是在玩手机,她就忍不住批评上几句,虽然这并非时时管用。“孩子懂事儿,也争气,学习都是自己学,我们都帮不了啥,除了给他钱”。

和村里早早辍学打工的同龄人相比,宋鑫已经算是很“有出息”,但和县城里的学生相比,成绩徘徊在中游的他感觉要吃力得多。上初中,他才接触英语,所以第一次英语考试他才得了30多分。至今英语仍是他的软肋。那些能流畅朗读英语的同学往往来自县城,多才多艺,打扮时尚,到了初中他才知道“原来一双鞋也能卖一两千元”。

将升高二的他,为“把成绩提一提”,今年来北京过暑假时提出想补习下英语。没想到,他的爸妈爽快地答应了。他妈妈说:“今年刚把家里的外债还完,以后赚了钱都供孩子上学。”

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上课外补习班,为期一个月,每天一节课,一节课50元,共需1000元,而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同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

“输”在起跑线之后

教育部等九部门于去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曾提到,广泛开展各类教育培训,要重点面向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思想道德、民主法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同时重视农村居民的教育培训,开展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和各类残疾人的培训服务等。

但孙山、杨树珍并未曾听过相关培训,或享受过这样的“福利”。像他们这样流动于不同城市,蜗居在城郊村或城中村的农村流动父母,比守在家中的农村父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不可控性”,在教育孩子方面相较更为“简单粗暴”。

“尽管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遇到的学习困难总是比别的孩子多得多,但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这些孩子终究来自农村,是农村的娃。所以,孩子教育成就上的差距不完全是‘流动’或‘留守’所产生的影响,儿童之间最基本的分界仍然是城乡差异,是原生家庭间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社会学系教授刘精明认为,由于社会经济条件、认知水平、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局限,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相对而言更缺乏“眼界和见识”。

而那些处于弱势的农村家庭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输了一截。在刘精明看来,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说高考是一种主要的社会选择方式的话,那么它衡量的就不仅是某个儿童个体,而是对一类人,或者说是对一类家庭选择的结果”。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其中,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1.6亿多的外出农民工,会产生多少小候鸟?具体数据很难准确得出,但这个群体不容忽视。对这些抱着大学梦、有极强上进动力的“小候鸟”来说,如何向前追赶?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社会学系教授周皓建议,首先要搞好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基础,如果基础教育都搞不好,后面就很难追赶”。

“在越来越稳定的社会,长距离的阶层跨越是比较难的,但近距离或邻近阶层的跨越仍可能频繁产生。”刘精明表示,教育对社会流动的意义,可能并不仅是当下这一代人命运的改变,而是在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中几代人的境遇、命运的持续性变化,“等二三十年过后,我们的下一代或下几代人的境遇与我们自己这一代相比,或许就会很不一样,所以并不能只看眼前的、暂时的,要从一个长远的社会流动历程来看,看到一点点在变化。”

(文中孙阳阳、孙山、宋鑫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孙庆玲 实习生 刘梦妮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8月14日 09 版)

原标题:暑期“小候鸟”蹒跚城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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